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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放松仍需平稳有定力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5:21:36 阅读: 来源:带式压滤机厂家

政策放松仍需平稳有“定力”

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:政策放松仍需平稳有“定力”   央行宣布自4月20日起,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。在此基础上,还有针对性地向部分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措施。

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4月20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,“降准”的主要因素是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加大。  不过在于学军看来,后续的政策放松不需要太急,仍需要平稳并有“定力”。因为中国经济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,美国金融危机之后,调整了6年才开始复苏,欧洲尚处于恢复之中。“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下滑要有更大的容忍度,只要就业和通胀在可控范围内。”他认为。  去年以来,我国已经进入了降息和降准的通道。于学军表示,“我认为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,但是要根本性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就好比一个人发高烧了,可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,如果只是进行降温,病灶不解决,毛病始终在那儿。”  融资难、融资贵五大因素  要解决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,首先得找到造成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原因,于学军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因素。  “融资难、融资贵这个问题提了多年,尤其是去年至今年,包括财税部门、央行、银监会等采取过很多措施,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但这个问题的根结,实质上,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,每当国家采取大规模刺激性政策、央行放松银根的时候,融资成本就会下降。每当银根收紧的时候,融资成本就会上升,中国经济始终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”。他说。  于学军认为,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既有周期性因素,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。而本轮融资成本的提高,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以后,我国从2008年末出台了“四万亿”的巨额刺激政策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过大。当时,在此之前每年的信贷投放量不超过5万亿,而2009年却达到10万亿元,有证券机构统计数据称,加上当年银行贷款之外的信托融资等,实际信贷量超过了13万亿。  货币信贷的持续膨胀,必然造成资产泡沫和房地产泡沫。泡沫化的背后就是负债率过高,实体经济就表现为产能过剩。由此后续政策必须采取一些紧缩性措施,即稳健型的货币政策由此而来。每一次货币政策紧缩的时候,融资成本必然上升。  其次他认为,融资难、融资贵还与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经济结构性问题有关。我国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,这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暴利,并能够承受高额的资金成本;地方融资平台背靠地方政府,预算软约束,可不用自负盈亏,也能承受较高融资成本;另外是央企,因为他们具有垄断利润和较低的风险溢价,有政府背书,银行也热衷于把钱贷给央企和国企。  于学军表示,“资金都被出价高的(机构)拿走了,向房地产、地方融资平台、央企、国企等领域集中,自然挤占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”。因此,他认为,在整个融资结构中,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最弱势的群体。  其三,我国融资结构以间接金融为主,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。能够上市和发债的企业,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少数优秀的民营企业。民企中能够上市和发债的占比微乎其微,大部分企业既发不了股票,也发不了债券,成为一个死结。 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,多年来我国银行信贷大规模膨胀,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。而和国际接轨的资本监管要求,银行需要不断地补充资本金,这就需要其大量融资,保持高额利润。如果银行内生性的资本金补充跟不上自身扩张的速度,还需要在资本市场再融资,这也挤占了企业的融资空间。  于学军还表示,另一个因素是银行贷款规模的管理,每家银行都有一个“笼子”,直至县域和每一家,使资金使用效率极为低下。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,银行的负债成本明显上升,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。  多管齐下降低融资成本  李克强总理上周五考察国开行和工行时提到:“企业融资成本下不来,金融企业最后也会受到冲击”。降准、降息等措施能否真正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也是高层非常关心的话题。  于学军表示,造成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上述五个因素现均有所放松,一定程度上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,但要根本性解决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。另外,也需要客观地看到部分企业过度融资和本身需求不大的问题。  降准、降息等宽松的措施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,可也有支行行长称,现在不是缺少放贷资金,而是缺乏优质的放贷项目,企业风险太高,银行不敢贷。  对此,于学军坦言,目前形势下,商业银行放贷确有难处。“我国经济增长原来主要是依靠出口、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拉动。但是近两年,我国出口增势明显下滑,今年一季度甚至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,而固定资产投资式微,今年一季度仅增长13.5%,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状态。这造成依附于这些领域的中小企业日子都很难过。而且,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,本身没有多少资本的积累,负债率普遍很高。这样,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瓶颈,企业的高负债率矛盾凸显,银行的信贷风险明显上升,这使银行在风险管理上更为审慎。”  在于学军看来,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,需要多种措施配套实施。“现阶段第一要简政放权,释放改革红利。第二要进一步减税让利。从社会各个方面,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。”  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等信贷投放薄弱的领域,监管部门也有差别化的准备金率、定向降准、专项金融债等鼓励措施,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这些领域,于学军认为:“我个人的意见是,宏观调控指标应该是一致的,追求一种总量调控的目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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